A. 中国债务的风险到底有多高
中国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和居民的负债率到底是多少？这些债务的风险有多高，会不会对中国经济增长构成系统性风险或者区域性风险，应对这些债务和风险有哪些应对举措？基于此，日前，国务院信息公开办与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共同举办第25次文津圆桌闭门研讨会进行研讨。
债务总量持续增长但整体可控
数据显示，以广义信贷总量的指标，到2016年一季度末，广义信贷为134万亿，广义信贷和GDP之比是193%，比2008年末上升79个百分点。以各项贷款比GDP的指标，到2015年底这个指标差不多是150%左右，比2008年末上升47.5个百分点。这说明这些年我国债务总量在持续增长。
不过，中国银监会政策研究局副主任何国锋称，相对债务总量增长，债务结构的问题更加需要引起关注。
何国锋强调，值得关注的是，社会整个融资体系结构不合理，长期依赖银行体系。他说，近年来，直接融资尤其债券融资这块发展比较快，但股票融资占比比较低。2015年末债券和股票融资总量在社会融资规模占比14%左右，这导致实体经济融资压力和风险过度集中在银行体系，银行业承担了大量本来应该由资本市场解决的一些金融服务，像科技创新、大众创业、兼并重组这些应该由股权融资来做更好一些。
就整个银行体系来看，中国银行(601988,股吧)体系的不良贷款率仍较低。何国锋提到，今年一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1.75%，同时整个贷款损失准备也比较充足，目前商业银行贷款拨备有2.4万亿，今年以来还在增长，拨备覆盖率175%，贷款拨备率3.06%，对于不良贷款仍有充足的拨备。
此外，企业债市场信用风险总体可控。
截至2016年3月底，企业债券存量规模4.17万亿元，占整个公司信用类债券余额的四分之一左右。国家发改委财政金融司财政处处长关鹏表示，发改委管理的企业债券最大的特色是与投资项目直接挂钩，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重大规划和重大政策，资金的投入大都形成了一些比较优质的资产，能够产生稳定的经营收入，是债券还本付息的重要保障。因此，企业债券在整个公司信用类债券的各品种中违约数量最少，信用风险总体可控。
另外，财政部预算司债务处处长尹李峰也提到，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当前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
尹李峰说，截至2015年末纳入预算管理的中央政府债务10.66万亿，地方政府债务16万亿，两项合计全国政府债务26.66万亿，占GDP的比重为39.4%，低于欧盟60%的预警线，也低于当前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水平。
尹李峰表示，从地方政府债务来看，目前债务风险也总体可控，以国际通用债务率(债务余额/综合财力)指标衡量，2015年地方政府债务率为89.2%，低于国际通行警戒线。与一些发生债务危机的国家不同，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形成了大量与债务相对应的优质资产作为偿债保障，加上未来一段时期内我国经济将保持中高速增长，也为债务偿还提供了根本保障。
不过，针对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目前存在的地方政府的偿债能力总体有所下降、局部地区的债务风险有所上升、地方政府违法或变相举债担保情况仍有发生、一些地方还有一些不规范的PPP模式等新情况和问题，尹李峰称，有关部门正在督促地方和相关部门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从居民负债来讲，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副院长曹红辉提到，2013年中国达到55.5%，美国为113%(2007年为143%)，日本是130%。相对来讲，中国的居民部门负债率还是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曹红辉说，消费的贷款在中国是两倍于经营性负债的，占到整个居民负债的32%，其中居民负债中，80%是用于购买房产，其次就是汽车和信用卡的贷款。另外，中国的居民人口结构中，40岁以下占53.71%，这说明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并非是造成中国居民负债增长的一个显著制约因素，今后还有比较大的增长空间，人口结构没有成为一个约束。按照美国15%的居民负债的边界来看，大概我们可以新增40.69万亿的居民负债空间。综合举措解决结构性债务问题
在论坛上，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副院长曹红辉表示，全球债务同样在增长不能光拿中国说事。他说，从全球来看，2000年开始全球债务87万亿，2007年是142万亿，2014年是200多万亿。在2007年到2014年债务危机债务救助中全球性增加了57万亿美元。债务对GDP比例，全球上升了17%，绝对值和相对值都在上升。到现在为止这种持续上升的趋势没有发生根本性的逆转，但各个国家的情况不一样。
虽然总体负债水平上升，但相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GDP负债水平还是处于一个比较低位的水平。
曹红辉说，2001年到2014年，发达国家的债务规模达到49.7万亿美元，新兴市场为14.2万亿美元。从全球来看，数量众多的边缘化国家的负债率在下降，少数重要的经济体的负债率却在快速上升，这其中存在结构性差异。比如，美国2001到2014年负债率从53%上升到100%，日本从153%上升到200%。在去杠杆的过程中，美英两国效果最为显著，但其他发达国家的居民债务水平不减反增，比如加拿大、韩国和澳大利亚的债务持续膨胀，荷兰、丹麦、挪威的杠杆率大大超过了美国的峰值。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万喆说，中国的债务状况总的来看有三点，一是赤字总体比较小，二是经济增速仍然全球领先，三是中国政府掌握了很多生产性资源，不大会出现资不抵债的状况。整体来说，债务水平和状况应该是可控的。但问题是，既然债务实际可控，为什么坊间、尤其外围对中国的债务问题会有这么大的恐慌呢？
她说，这其中有一些问题值得关注，比如债务总体不透明，除了过去不愿意主动公开债务情况外，就是目前提到的大部分债务都是直接显性的债务，有一些直接隐性和间接的债务没有谈到，隐性债务如何清算出来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另外，政策的不连续，在某些政策上有一些突然性，转向特别陡，或者一些政策到基层后出现异化，再有可能一些可执行的程度不是那么高，这容易招致质疑。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何帆也认为，中国的债务问题是结构性的。总体来看，中央政府的债务水平并不高，地方政府的债务水平增长速度比较快，企业负债水平较高。这反映出：第一，中央政府不愿意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还是希望地方多花钱，中央和地方的财权和事权并没有明确划分清楚。第二，企业负债很高，跟依靠贷款的粗放增长方式，跟中小企业融资难等问题都有关系。比如，大的央企融资超过了自己的需求，钱到手之后转手倒给中小企业，自己还能赚一笔钱，导致负债率越来越高。如果看这些指标，只能说中国经济处于亚健康状态，但并没有到了马上就要出现危机的地步。
何帆预测，如果真的出现危机，肯定反映在流动性方面。政府债务的腾挪空间更大，很有可能出事情的是企业的负债，企业到最后还不上钱了。只是目前来看，企业的盈利状况大体来讲还比较稳定，没有出现明显的恶化，另外，企业的资金仍然主要用于日常经营，尚未出现企业资金大量被占用还旧债的情况，也没有出现明显的还债挤占了投资的情况。
何帆认为，债务问题是必须尽快解决的。不过，中国还远远没有到了马上就要爆发债务危机的时候，不必过分担心。有时候，债务危机是自己吓出来的。
何帆建议，应该密切关注债务指标，同时尽快做好预案准备。各种解决债务问题的政策措施很可能会有一定的副作用。解决债务问题，需要“鸡尾酒疗法”，各种药效需要配合，剂量需要斟酌，对潜在的副作用要有充分考虑。
何国锋也表示，要实现经济有序去杠杆，把债务尽可能的降下来，还是应区别对待，分类施策。从银行信贷角度，总的思路还是应该通过信贷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对不同行业或不同产业采取不同的措施。从银行监管角度来看，企业负债整体较高，同时企业债务风险已经有所暴露。当前，主要以央企作为突破口来研究怎样降低企业债务负担和企业债务链，缓解企业相互拖欠资金的问题，同时稳妥处置僵尸企业的信贷风险。对僵尸企业，现在主要还是尽量推动其进行兼并重组、债务重组，尽量少实施破产清算，对于必须要破产清算的也是在多方研究信贷怎么退出来，包括信贷退出的方式、节奏，包括影响，尽量不搞大规模一刀切退出。
B. 中国经济的杠杆率为何会上升那么快
据报道，日前有经济学家表示，应该将GDP增速从宏观调控目标改为预测指标，以避免过度追求GDP所导致的地方过度负债、宏观杠杆率上升、经济结构扭曲、数据作假等一系列问题。
由于考核机制涉及到提拔升迁，而许多地方政府并没钱做大GDP，所以必须要靠负债投资，各种隐性地方债务不断变着花样做大，宏观上就体现出很高的杠杆率，而且过去十几年，中国在所有大国中宏观杠杆率上升速度是最快的。
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应该将GDP指标从宏观调控的核心目标改为预测指标，保留其对预期的引导和其它工作的指导参考作用，而弱化其业绩考核的功能。也有专家认为，弱化GDP作为核心调控目标的第一步可以考虑采用一个较宽的GDP增速目标区间并显著降低GDP增速目标。
希望中国经济可以实现健康发展！
C. 杠杆率的计算公式
杠杆率是指资产负债表中总资产与权益资本的比率，杠杆率是衡量公司负债风险的指标，从侧面反映出公司的还款能力。杠杆率的倒数是杠杆倍数,杠杆倍数越高，越容易受到收益率和贷款利率的影响。杠杆是一把双刃剑，当企业盈利时，增加杠杆能扩大盈利，但是加的过多，风险就会上升。因此高杠杆带来收益的同时也放大了风险。
应答时间：2020-08-05，最新业务变化请以平安银行官网公布为准。
[平安车主贷] 有车就能贷，最高50万
https://b.pingan.com.cn/station/activity/loan/qr-carloan/loantrust.html?source=sa0000632&outerSource=bdzdhhr_zscd&outerid=ou0000250&cid=bdzdhhr_zscd&downapp_id=AM001000065
D. 中国经济杠杆率真的偏高吗
中国无疑正处于一个不确定的年代。回头看2015，很多一致预期被证明是一致错误：央企没有等来激进的混改，却等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合并;地方政府没有等来期待的财权，却等来一堆来去无踪的置换债，人民币没等来美联储加息，但还是来了一次出其不意的暴贬……不是我们不明白，而是世界变化快。带着2015的经验，我们对2016年的中国经济作出以下判断：1经济增长目标下调到6.5%，实际增速略高于目标2015全年保7基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从以往4次下调目标的历史来看，如果当年没有完成目标，一定会导致增长目标下调，比如1998和2014年。以此推断，2016年经济增长目标下调是大概事件。而根据以往的经验来看，目标可能定在6.5%，但最终的实际增速可能略高于6.5%。2CPI继续“1”往无前，PPI连跌超过50个月，通胀有惊无险2016年预计CPI同比1.6%，较2015年略有回升，但仍然有惊无险。预计明年PPI累计负增长将超过50个月，但同比跌幅将收窄。假定明年油价涨4.5%，其它因素影响不变，则PPI跌幅可能收窄2.5-3个百分点左右。3美联储加息靴子落地，资本加快“走出去”，人民币再现一次性贬值美联储加息的条件已经具备，现在只是何时扣动扳机的问题。目前看，12月加息的概率已经达到70%，即便12月没加，明年也会至少加一次息。对人民币来说，美联储加息也好，加入SDR也好，其象征意义都已经大于实质意义，人民币的长趋势拐点已经形成。尽管短期央行可以通过量价干预维稳，为加入SDR护航，但贬值压力只会推迟，不会消失，最终达到临界点，央行可能不得不再次允许人民币一次性贬值。4货币政策从主角变配角，降息空间明显收窄，降准次数不少于今年2015年货币政策是绝对的主角，2016年可能逐步退居配角。货币宽松的方向不会变化，但思路上会有所调整，从主动到以被动对冲为主，政策重心逐步转向财政政策和供给侧改革。根据我们的预测，2016的通胀会高于今年，降息的次数会明显减少，而降准的次数不少于今年。2016年专项金融债等公共融资工具会继续放量，这其实也是一种另类的特别国债，如果只是从存量池子里拿钱，那可能会使稳增长的效果大打折扣。5财政赤字至少扩大到2.5%，扩大发债+结构性减税，政策性金融+PPP配合政府大幅加杠杆财政政策将逐步取代货币政策成为主角，财政赤字率至少会扩大到2.5%。近日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称要反思财政政策，其中特别提及“3%的赤字率是不是绝对科学，值得探讨”，暗示中央已经开始反思积极财政不积极的问题。财政政策主要有两个抓手：扩大政府发债规模+结构性减税。而明年更重要的是财政政策的配套政策，主要是通过发行政策性金融和推广PPP配合政府加杠杆。今年是PPP项目的招标年，明年才是签约年，3.4万亿的存量PPP项目中的签约规模将超过1万亿。6注册制推动股票供给放量，股票市场不会有惊心动魄的疯牛，只有摇摇晃晃的慢牛2016年大概率推出IPO注册制，注册制长期是利好，但短期可能加剧市场波动。总体来看，2016年股市不可能重复今年的疯牛，摇摇晃晃的慢牛是大概率事件，一是成本下行可能放缓，二是需求端尚未完全企稳，三是供给端产能尚未开始消化。因此支撑市场还是只能靠估值，而这样的市场一定是敏感和反复的。7信用风险加速爆破，国企违约成为常态，无风险收益率继续下行中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约为123%，是主要经济体中最高的。未来去杠杆的五种途径中，由于种种原因，大部分传统产业都不得不选择最后一种道路：信用违约。基于这种逻辑，2016年信用风险会比2015年更频繁。只要看不到经济复苏或大规模债务减记，2016年信用违约事件会进一步蔓延。政府为守住金融风险底线，仍会去保一部分存量债务，但失去保护的范围会越来越大，国企违约将成为常态。此外，信用风险的释放有助于推动无风险利率继续下行。8十三五规划开局之年加速落地，美丽中国成为最大亮点2016年是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而美丽中国无疑是最值得期待的亮点。十三五规划把绿色发展列入五大发展理念，并首次提出“最严格的环保制度”和“美丽中国”概念。生态环保作为一个产业已经站在了更大的风口上。第一，监管体系从属地管理转向垂直管理，打破地方保护主义;第二，通过市场化的交易、融资和管理机制来激发地方政府和社会资本的积极性。9国企改革1+N方案陆续落地，国企整体上市加速推进，央企合并步伐放缓2015年是国企改革的顶层设计年，“指导意见”和一系列配套改革方案出台，1+N的顶层设计逐步成型，2016年将进入落地之年。首先，央企层面主要看整体上市，合并步伐会低于预期;第二，地方国企改革重点看混改，主要是资产优质的发达地区。10房地产销售结束回光返照，地产投资第一次出现年度负增长，国家住房银行提上日程房地产销售在2015年回光返照，2016年将再次回到现实。30大中城市的高频销售数据9月就已开始回落，全国的商品房销售也在10月首次出现回落，政策宽松带来的短期效应正在逐步消散，地产身上的镣铐从来就没有消失过。我们认为，房地产投资的情况要比销售更糟。2014年新开工面积负增长，2015年施工面积负增长，2016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可能出现全年负增长。所以，房地产政策的核心是消化库存。此外，作为激发合理需求、构建住房融资体系的关键，国家住房银行有望加速提上日程。
E. 中国的债务杠杆到底有多高
240%，这是东方汇理银行的高级经济师高大力给出的一个预测值。这个数值意味着，到2013年底，中国这个经济体中的政府债务、企业债务、家庭债务的总和，也就是债务总额，相对于中国经济全年的GDP而言，比例将达到240%。也就是说，债务是收入的2.4倍。
虽然很多人关心政府债务，而地方债在去年底也有了一个官方说法，但我们大多数人还是对中国经济的整体债务水平缺乏概念。高大力的预测，应该算是我能看到的最新预计，因为2013年才刚刚结束。
简单看到240%这个数值，会发生很多误读。你的第一感觉应该是太高了，难道1元钱的GDP需要2.4元的债务来支持吗？这种感觉对也不对。说对是因为比例的确不小，说不对是因为你可能从来没有对债务GDP比例有过认识，超过100%的比例你都可能认为不妥。
我们需要做一些对比。高大力认为中国需要大规模的债务重组，因为如果他的预测正确，240%就不是一个好兆头，“在欧债危机高潮期，欧洲债务总量占GDP的比例约为250%”。这是横向比，纵向比呢？2012年底，中国所有债务的总额已占GDP的216%。因此到2013年的预测值240%，杠杆上升的势头依然很猛。
216%这个数据来自哪里？高大力没有说清楚来源，但我能找到的一个近似数据是215%。这个数据是上月刚刚发布的，来自于中国社科院“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课题组。社科院副院长李扬强调，中国全社会的杠杆率已经很高，“去杠杆”在所难免。
李扬认为，从总量上看中国的总债务水平低于大多数发达经济体，但比南非之外的其他金砖国家都要高，尚处于温和、可控阶段。鉴于中国的债务水平近年来上升较快，应当保持警惕。从风险视角来看，李扬指出，国家资产负债表近期的风险特点主要体现在房地产信贷、地方债务以及银行不良贷款等项目，而中长期风险则更多集中在对外资产、企业债务以及社保欠账等项目。无论哪类风险都和发展方式、经济结构密切相关，应对办法还是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
李扬说的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和高大力说的大规模的债务重组有什么不同？我看没有什么不同。李扬说的是方式，高大力说的是方法。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在实际操作层面上不可避免地就是大规模的债务重组。
从李扬2013年底公布的2012年底的债务GDP比例215%，到高大力2014年初预计的2013年底的债务GDP比例240%，这是一个怎样的增速？如果你还是认识不够，我们再看看之前的数据。
在我可以查到的说法中，渣打银行[微博]的王志浩2012年11月时曾经预计当年年底中国债务占GDP比重将超200%。现在来看基本没错。而当时王志浩还提及了他掌握的两个数据，“(中国的)信贷扩张在2009年经历了快速增长之后，整体杠杆率从2008年底的153%增加到2009年底的185%。”
如果王志浩的数据基本准确，而高大力的预测基本靠谱，那么中国经济的整体杠杆率，相当于从2008年的153%涨到了2013年的240%。
正因为这样的势头，所以高大力说“如果这个步调持续下去的话，十年以后债务占GDP的比例可能会达到500%。如果到了这么高的杠杆率，比较疲软的企业和政府必然会违约。在接下来五到十年，中国必须要有大规模的债务重组，否则违约风险将大增”。
2014年开始，我已经在《地平线》专栏中写了三篇文章，分别是“2014年看好中国的最大理由”、“索罗斯的中国难题”、“央行的算盘：紧而不慌的‘去杠杆’”，加上今天这篇“中国的债务杠杆到底有多高？”半个月我都在讨论中国经济的杠杆率。
这里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而是列举了各方面对中国杠杆率的分析和预测。有乐观一些的，也有悲观之极的。但是，所有人都会承认，一个仅仅依靠债务杠杆支持的GDP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大家的分歧只不过在于，中国经济的杠杆过程到底在什么位置？是在一个上升过程中，还有增加的余地？还是到了一个顶点，即将反转？还是说已经开始反转，开启了去杠杆化的过程？
我觉得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非常重要，因为不同的位置将强烈暗示着央行货币政策的不同操作。如果杠杆还在上冲，意味着市场主体主动加杠杆的欲望还在，那么央行就应该从紧甚至加息；如果杠杆已经开始收缩，一个债务收缩的过程已经开始，央行反而应该为了稳定需求放松银根，比如降低存款保证金率甚至减息。
央行有没有答案？在央行最新发布的数据中，2013年全年社会融资规模同比增长9.7%，达到17.29万亿元的年度历史最高水平，全年新增人民币贷款同比增长8.4%。而央行的表态是，“2013年M2和贷款数据基本达到调控要求，今年将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适时适度预调微调，不会收紧或放松货币政策。”
不收紧不放松，这就是央行对杠杆位置的判断吗？
F. 中国经济杠杆率处于稳定状态吗
据报道，随着去杠杆进程的推进，我国总体杠杆率虽然保持基本稳定，但国有企业杠杆率和地方政府债务依然是当前我国最突出的债务问题和去杠杆工作的重点领域。
据悉在刚刚过去的2017年央企、国企去杠杆确实已取得积极成效。数据显示，2017年国企资产负债率为65.7%，相比上一年下降0.4个百分点。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为55.5%，相比上一年下降0.3个百分点。
目前国资委已制定了中央企业降杠杆、减负债、控风险的指导意见，并明确到2020年前中央企业的平均资产负债率要再下降2个百分点。
G. 为何说中国经济整体杠杆率在全球是属于中等可控的
据报道，近日五道口金融学院理事长兼院长吴晓灵4日2017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表示，任何一个经济活动没有杠杆是不可能的，中国经济的整体杠杆率在全球是中等的、可控的。在严厉控制政府债务率上升的同时，要努力进行金融改革，让企业能够把杠杆率控制在适度的范围。
第二，推进企业的并购重组，优化企业结构，在经济结构调整阶段，应该做存量的结构调整。企业的存量结构其实就是收购、兼并，在收购、兼并的过程中，要有杠杆，但是杠杆要适度，规则要明确，同时还要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提供更多股权融资渠道。
据悉本次大会将会探讨如何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进一步完善金融风险管理机制，未雨绸缪、防患未然，不断提高金融业竞争能力、抗风险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切实维护我国金融安全。
H. 为什么说中国全社会的杠杆率已经很高
据测算，2012年中国全社会的债务规模达到111.6万亿元(人民币，下同)，占当年GDP的215%。李扬强调，上述数据显示中国全社会的杠杆率已经很高，“去杠杆”在所难免。
I. 债券杠杆率怎么算
例子：比如一个债基有2亿元，买了价值1亿8千万的债券，又通过抵押债券正回购买了1亿2千万的债券，则该债券基金的杠杆率是150%。计算过程就是这只债基拿着2亿的资产做了1.2+1.8亿的投资，所以杠杆率为3/2=150%。
债券基金的杠杆率是由于债券正回购造成的，债券正回购是把自己手里面已经购买的债券抵押到银行间或者交易所，签订回购协议，借入资金的方式。
债券回购是指债券交易的双方在进行债券交易的同时，以契约方式约定在将来某一日期以约定的价格（本金和按约定回购利率计算的利息），由债券的“卖方”（正回购方）向“买方”（逆回购方）再次购回该笔债券的交易行为。
从交易发起人的角度出发，凡是抵押出债券，借入资金的交易就称为进行债券正回购；凡是主动借出资金，获取债券质押的交易就称为进行逆回购。
(9)中国债务杠杆率扩展阅读：
交易单位
即证券交易所对回购交易双方参与回购交易委托买卖的数量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参与回购交易进行委托买卖的数量规定为：
1、申报单位为手，1000元标准券为1手。
2、计价单位为每百元资金到期年收益。
3、申报价格最小变动单位为0.005元或其整数倍。
4、申报数量为100手或其整数倍，单笔申报最大数量应当不超过1万手。
5、申报价格限制按照交易规则的规定执行。
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债券回购交易的申报单位为张，100元标准券为1张；最小报价变动为0.01元或其整数倍；申报数量为10张及其整数倍，单笔申报最大数量应当不超过10万张。其它规定与上海证券交易所类似。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债券回购
J. 如何看待中国债务水平 人民日报
最近，关于中国债务的话题持续升温。前不久，IMF在年度审议中表示，中国经济在未来三年的增长将快于预期，但原因是政府不愿遏制“危险”水平的债务。对于这一说法，我们需要理性分析，防走极端。特别要明确的是，我国经济运行稳中向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扎实推进，债务水平合理可控，我国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发生债务危机。
需要注意的是，IMF特别强调的影响中国经济运行多个变量中的债务水平指标，其实也是我国管理部门与经济界已讨论多年的一个见仁见智的指标。重视和强调这一指标而考虑如何防范可能与之伴随的风险因素，具有审慎取向和预警意义，但此次IMF的强调，引人注目的同时给出了对未来五年的预测：2022年这一指标将超过GDP的290%，并伴之以从当下看即为“危险水平”的评价，这就有些危言耸听的意味，并容易误导舆论了。
从我国的债务水平和债务结构看，首先，我国政府部门和居民部门的债务水平较低；其次，我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虽然较高，但风险可控。观察债务水平，应该从两个角度来分析，一方面，从国际经验来看，在一个经济体“经济起飞”、超常规较快发展或做出特定调整的阶段，这一指标的表现就会是比较高的，工业革命后率先成为发达经济体的英、美曾经如此，近几十年间东亚具有代表性、成功进入高收入阶段的经济体日本、韩国亦如此。另一方面，还必须考虑我国的特定因素。其中一个因素，是中国迄今为止还是以间接金融为主的经济体。此特征带来的较多“重复发生与计算”的负债，要为中国债务水平贡献多少“增加因素”，尚难以明确量化，但造成了中国债务水平与IMF所说“国际经验”的不可比，以及其据此得出的“危险程度”判断的偏高，则可以肯定是无法忽视的。
我国政府对于控制债务水平是高度重视的，并推出了一系列有力有效的应对举措。2015年底，中央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自此，以“三去一降一补”为重点任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轰轰烈烈地展开。其中一个重要切入点就是“去杠杆”，首先所指的就是宏观视角偏高的负债水平，包括所要控制的代表性指标广义货币供应量M2，以及企业部门的负债率等。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位置”，并对处置债务风险作出了一系列部署。前不久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更是把防控金融风险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强调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要把主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科学防范，着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并宣布要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在指导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同时，深化金融改革，加强金融监管与风险防范，这当然包括总体负债水平的控制。此外，中央还要求“把国有企业降杠杆作为重中之重”，对金融风险要“早识别、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并“严控地方政府债务增量，终身问责，倒查责任”。除了相关的政策措施，我国经济发展潜力大、韧性足、有优势，这些都为防范债务风险、解决债务问题提供了坚实基础。总之，作为研究者，我更愿意把IMF此次年度审议中的相关信息，看作善意的提醒或预警，同时并不赞成由此而滑向走极端的危言耸听与过度悲观态度，我们应辩证看待、深入分析中国债务水平，并得出更为理性的结论。
（原文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贾康系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